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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人类主导的社会之后，社会变迁的标志则转向以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为主要的标准，对于工具的使用反而隐藏在社会结构的变化背后。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三、感的心理机制与社会教化：从《礼记·乐记》出发 对于感，另一个对我们有重大启发的儒家文本是《礼记·乐记》。
在历史上，儒家特别强调道德自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承认并非所有人都能依靠自觉来保证道 德的完满性，也就是说并不能因现实的刺激而做出合理正确的感，在这样的语境中，圣贤的存在或学做圣贤也就成为儒家道德修养论的一个支点。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5]林少阳，2012年《文与日本学术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在儒家经典逐渐向东亚和南亚不同的国家传播的过程中，儒家通过亲亲、仁民和爱物这样的爱的扩展而从理论上化解了政治体制的局限，从而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则让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之间产生共感，这可以说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内在机理。圣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张载集》，第125页)，即圣人通过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情感生活来施行道德教化，最终让人感而化之。
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至晓，须著起来。程颐在解释九四爻的时候发挥说，感之道就在于心，心在人身之中，据此，感就应该是中正无私的。立德侧重于对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确立，立功则针对对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而立言则是要传达对于群体生活有贡献的观点。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在日本所投下的原子弹和前苏联所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乃至最近在日本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表明技术的进步不断在脱离人们对于技术使用的最初动机。1840年以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个人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包括重视个体的独立性、个人的权利等等。《庄子》强调的人的自然本性受之于天，如《秋水》中说:牛马四足，是为天;落马首，穿牛鼻，是为人。直到国际科学家们集体质疑，中国的官方媒体才停止欢呼这一重大突破。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好的生活就是儿孙绕膝行的家庭和睦的生活，而善的生活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将对于父母和孩子的爱扩展到所有的人。四、加强对科技文明的反思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周易》被视为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而在《系辞》中，十分仔细地讨论了周易的卦与技术进步和物质发展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在孟子那里得到更为充分的展开。由此引发的问题会很多。这样的角色首先是基于人伦来确定的，然后扩充到政治、社会和职业身份。从人为天生的角度，认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这一点在西方自我认识史中表现得特别清晰:由早期的从自己的身体来看待自然界到确立一神教信仰，将自己的决定权交由绝对的存在来支配，再到启蒙运动之后，将人自己作为自然的主宰。由上述梳理可见，儒家思想认为人的生命的本质并不是利己，而是从人类的整体来思考人的特性和人的权利，这可以称之为道德人假说。(《孟子?离娄下》)在孟子这样的古典儒家思想家看来，人的本质特性是通过自己努力而成为君子，这个过程就是人的自我定义的过程。按照孟子的标准，生而为人并不表明你可以活得像一个人，生理上的人只表明你具有成为人的可能性、一种潜力，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对自身所具备的克服欲望和私利的良知进行存养。
将对人类造成颠覆性挑战的是，一旦人工智能进入到情绪管理和自我意识的人工设定这样的阶段，如此人类一方面可以设计同类型的品种，并主动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人类类型。人通过自我反思的能力而建立起来的意义和价值世界，让人禽得到区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儒家对于性善和性恶的讨论，作为一种哲学史的资料是重要的，但用来分析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对于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意义则显得脱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艺术家们敏锐感知到人工智能对于人类自我认知领域所可能带来的冲击。
至今，中国的伦理学界也没有对此事做出有价值的分析，并尝试制定相关的准则来规范以后的类似研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伦理学界基本没有参与到相关的研究中，而科学家们也缺乏对于人类价值观的深刻理解。这其中也可以分为通过基因和人工手段创造的人，或具有人的一切思考和智慧能力的机器。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对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和秩序体系所可能带来的冲击是否会强于强调个体的西方社会呢？这并不容易判断。也就是说，每个人自生下来的那天开始，就具备其社会身份。首先，生物技术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基因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开始改变人类物种的一些基本生存和演化的方式，这引发了巨大的伦理危机。因此，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将从根本上冲击儒家伦理体系。
经过早期由智人到人类的演化，人类逐渐成为地球上诸物种中的强者。从中可以看出儒家价值观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影响。
新的动力的形成，首先促使人们的生产方式产生巨大的变化，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亦随之发生变化，比如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得交通枢纽成为原料的集散地和工厂的聚集地。如果我们把这八个条目分成两部分的话，前四个条目属于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的部分，而后四个条目可以看作是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许多西方思想家认为人的行为具有理性人的特征，即总是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并最终通过利益的调整和妥协建立起交易规则，这也称为理性人假说。由此，儒家并不是从人的自然禀赋来定义人，而是从社会性着眼，要求让每个人达到人的标准。
比如，荀子也肯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是孟子认为要靠自觉，而荀子则强调圣贤的启发和教育的重要性。在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之后，中国的科技界和哲学家们最初并没有提出基于各自领域的判断。无法预测的是，这些已经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是否会自行定义他们自己的意义和生命目标，从而以他们在生理上的、脑力上的优势确立其支配地位。在种种实践活动类型中，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人的自身能力的扩展，不断改变和充实着人对于自己的认定尺度。
孟子喜欢通过区分人与动物来提炼他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近代以来哲学学科的建立，中国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依然缺乏实质性的学术交流，这导致科学家很少对其研究做出哲学性的概括，而哲学家们则难以真正掌握科学发展的前沿内容。
在《庄子?天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路过汉阴，见一个老者辛苦地用瓮在灌溉，就给他提出利用机械灌溉的建议，不料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人重新思考哲学的基本问题，比如《黑客帝国》这样的电影中，就反复出现了我是谁认识我自己我选择，我成为这样一些著名的哲学命题。
在孟子看来，即使你生而为人，若没有道德意识，也不能担负道德责任，其实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在社会关系层面，儒家从人的社会性来理解人。
一个基因婴儿该如何确定其伦理身份呢?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应该会反对借助科学手段来制造婴儿，甚至对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解决不孕不育也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与启蒙运动以来以人的生物属性来强调人的平等性和自然欲望的正当性所不同的是，儒家强调学以成人，强调对自然欲望的克制和社会属性的凸显。郭象认为，人类在生活中不可能缺少对于自然和别的动物的利用，而这些动物和自然事物之所以可以被人利用，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合乎人的目的性，所以他对于《庄子》书中将人的特征绝对固定于原初的生命状态的思想进行了转变，将人对于自然的利用看作是人类特征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将人和动物加以区分的最关键之处。辩解者指出，中国哲学虽然并没有发展出形式化的逻辑理论和本体论思想，但是有着最为丰富的人性论和伦理思想。
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对儒家伦理的最大冲击是对于亲情社会的破坏。这背后，都体现了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调整自我认知的过程。
这样的技术发展突破了以往所有的科技进步的影响范围，而构成超过人类控制可能的新阶段。早期人类历史或者说史前的人类历史的划分主要是以工具的进化作为其主要的依据
也就是说，就科技形态而言，现代科技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与古典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对此，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许多哲学家已经有了充分的反省。传统儒家对于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有两个非常典型的表述:一者出现在《左传》中，《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